通史之“通”既是体例更是精神_人文频道_东方资讯

发布日期:2020-05-23 05:31   来源:未知   阅读:

重视“通史”的编纂,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史学观念。关于这一点,刘家和先生曾积多年的思考,撰述了《论通史》一文,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指出,通史之“通”是西方史学传统中所无、中国传统史学特有的史学观念,举凡以“通史”之词翻译过来的一些外国著作,如海斯(Hayes)等人所编的World History(初版译名为《世界通史》)、鲁滨逊(Robinson)等人所编的 A General History of Europe(通常被称为《欧洲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所编的 A Global History (现在被译为《全球通史》)等等,其书名皆被按照中文译者的理解被冠之以“通”字,如“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其实际上并没有中文中“通”字的含义,即没有时间连续性之“通”,而是着眼于空间或精神性的整体,即追求的是普世性的历史。刘家和先生认为,中西两种不同史学观的背后是不同的认识论。其中,西方史学认识论源于古希腊所认为的知识只能是确定不变的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即反历史主义的认识观。中国传统史学认识论的基础,则源于其普遍性是内在于特殊性,并通过特殊性展露自己的辩证认识观,即普遍性之常,体现于变化之中的具体事物当中。

刘家和先生文章揭示的、有别于西方古典史学的、中国传统的“通史”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从认识论层面去理解传统史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言及“通史”,人们往往想到中国史学史上,与那些专门记述某朝代或某一时期历史的“断代史”相对的、贯通不同朝代的史著,诸如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和编年体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典志体的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等等。尤其是撰《史记》的司马迁,不仅开创通史的体例,而且明确揭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旨趣,确立了史学的“通史”精神。尽管这一旨趣的背后,有着以宇宙论看世界、看历史的观念背景,但是它毕竟不同于先秦时期具体于对一般事物之“通”的认识,而是具体落实于对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历史的认识,成为考察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一种史学精神。